从平庸之恶到独裁统治下的个体责任,慈禧葬礼

作者:ca88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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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这幅画:

1909年11月15日,这一天,全世界的新闻界兴奋而又焦虑。去年同日去世的慈禧,她的灵柩要在这一天移入东陵,称为“奉安大典”。哪一家媒体能拍到此次典礼的照片,并独家发布,必然是当年最大的新闻。 但清政府为了皇室的威风,戒备森严,严加防范。媒体想达到目的,难上加难。

今天选取两件舞蹈中的女性雕塑,一件来自东方,是西汉彩绘陶舞俑,另一件来自西方,是希腊文化的蒙面舞女青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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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整个移陵相关事宜的,是直隶总督托忒克·端方,他曾多次承办过皇室婚丧庆典及陵墓工程。直隶总督,卫戍京畿,是清朝九大总督中最重要的一个。端方的前任,包括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丰富的经验,加上重要的官职,端方担任此次大典的“项目经理”,不遑多让。

两件作品都来自大都会博物馆艺术品时间线项目。

这里风景如画,用来拍婚纱照再适合不过了,本来应该是坐着白衣新娘的石凳上,却坐着一个纳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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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看咱们老祖宗的这件宝贝。

这是神秘的英国涂鸦艺术家班克斯的作品,名叫《平庸之恶的平庸之处》(The Banality Of The Banality Of Evil)。风景画是他从二手商店中买来的,石凳上的纳粹,是班克斯的手笔。

端方是清末四大能臣之一,时人郑孝胥臧否,称“岑春煊不学无术,袁世凯有术无学,张之洞有学无术,端方有学有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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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平庸之恶”,出自二战后著名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是说一个罪恶的体制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肆虐,源于普通人的服从,这种服从,就是“平庸之恶”。

除了前述两个理由之外,端方还颇受慈禧看重,深得老太太信任。1900年八国联军进北京,慈禧和光绪出逃陕西,端方当时代理陕西巡抚,接驾有功。1905年,慈禧又名端方和载泽、戴鸿慈、徐世昌和绍英五大臣出使西方考察宪政,预备制定宪法。临行前,慈禧特意召见端方,特地询问:“新政已经实行了几年,你看还有什么该办、但还没有办的?”端方回奏:“尚未立宪。”慈禧太后问:“立宪有什么好处?”端方说:“立宪后,皇位可以世袭罔替。”

中国,西汉,公元前二世纪,

最近一直在跟踪美国发生的一切,特别是针对七国难民的旅行禁令发出之后,看到很多普通美国人冲到机场,举着各式各样自制的牌子,欢迎怀着美国梦、来到这片“自由之地”的难民。让人感动的不仅是他们,还有代理司法部长Sally Yates,这位勇敢的女性告诉司法部的律师们,不得为旅行禁令这样的恶法辩护。她的命令刚发出不到两个小时,上头就把她解职了。那套真人秀里面的把戏,被那个黄毛小丑玩到了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写字楼和办公室——白宫的椭圆办公室之中。在这里,林登·约翰逊总统曾经签下《民权法案》,大大促进美国不同种族之间的平等。如今,历史的火车头似乎要准备开倒车了。至于到底能开多远,艺术君觉得,有上面那样的普通人和Yates们,加上多年来的公民教育和宪法的保护,“平庸之恶”不会在美国大行其道。

这么多渊源在,为老太后办身后移陵大事,端方自然尽心竭力。然而,他却不知道,这将是他在直隶总督任上办的最后一件大事,满清的颓势,比他个人的努力要强得多。

彩陶,高53.3厘米

那么,普通人在独裁或者极权统治下应该怎么办呢?如何自处?艺术君翻译了Open Culture网站的这篇文章:《汉娜·阿伦特:独裁统治下的个体责任》,与大家共勉。

端方并不晓得,自己的几个随从护卫中,已经安插进了天津福生照相馆的创办人尹绍耕,他的弟弟尹沧田,还有福升照相馆的另外两位摄影师。他们知道此次事件的新闻价值,又看到国内的报刊并没有摄影采访能力,于是买通了端方的一个仆役,混入典礼队伍中。一开始,他们还小心翼翼,悄悄拍了不少镜头,发现无人注意,就越来越大胆了。但当时的照相机体积庞大,要想拍摄比较暗的镜头,就得用镁光灯泡打闪光,既有响动,又会冒烟,终于惊动了官员,最后被全部逮捕收监,接受审讯。史称“东陵照相案”。

该陶俑为中国早期雕塑精品,艺术家将运动感表现在静态的形体之中。女舞者一只衣袖后甩,一只垂下欲扬。她附身向前,双膝弯曲,抬起脚跟。让人想起傅毅所著《舞赋》中的词句:

下面这段话,来自阿伦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著作开头:

会审之后,端方也被牵连出来。本来负责的摄政王载沣不愿大动干戈。可是慈禧的红人儿、一度权倾朝野的太监小德张却不肯善罢甘休,他与端方素有龃龉,想要置后者于死地,而隆裕太后力主严惩。结果,死罪可免,活罪难饶,11月23日,军机处以“恣意任性,不知大体”为由,对端方予以革职处分。

罗衣从风,长袖交横。骆驿飞散,飒沓合并。绰约闲靡,机迅体轻。

艾希曼的问题,正是很多像他一样的人的问题:他们既不是变态,也不是施虐狂,而是他们从前就是,现在也是极其普通,令人恐惧的普通。从我们立法机构和我们的道德判断标准角度来看,这种普通,要比所有暴行的总和加起来还要令人恐惧,因为它背后有种暗示,也是在针对纳粹的纽伦堡审判中,被告和他们的律师们一再提到的:这种新型的罪犯,实际上是“人类之敌”(hostis generis humani),他们犯下的罪行,处于一个大背景中,这个大背景让他几乎不可能知道、不可能感觉到自己是在作恶。

慈禧太后移陵这么大的事,直隶总督这么大的官,都不能阻止自己的仆役被照相馆收买,满清政权看来是大厦将倾,无人能救。而这必然是身为体制内改革派的端方难以接受的。而倘若端方可以在直隶总督任上多做几年,当时中国形势如何发展,恐怕也不好说。

回身还入,迫于急节。纡形赴远,漼以摧折。纤縠蛾飞,缤焱若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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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方向来被誉为开明人士,而且是中国新式教育的创始人之一。1901年就任湖北巡抚时,办起六十余所新式学堂,派出大批留学生,连同其子也赴美国留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可跟现在的高官派子留学不同。)1905年,端方就任湖南巡抚,半年内建起小学堂八十余所。调任江苏巡抚时,革除了各州县送红包给新巡抚的陋例,并将相关款项选派两名学生留学。此外,他还兴办师范学院,并派出了二十多名幼女赴日本学习师范教育,同时也是中国第一所幼儿园的创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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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就是Open Culture 的文章。

五大臣出洋,端方所去为欧美路线。回国后,编成《欧美政治要义》,并上《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力主学习日本明治维新,促清廷制定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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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阿伦特关于纳粹军官阿道夫·艾希曼接受审判的书——《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出版于1963年,书中贡献了二战之后最著名的议题之一:平庸之恶。起初,这个概念引发了评论界的轰动。“排山倒海的争议,集中在阿伦特记录的审判过程、她对于艾希曼的描绘,还有她针对犹太委员会(Jewish Councils)角色的讨论上,”迈克尔·以斯拉(Michael Ezra)在《异见》(Dissent)杂志上写道,“她宣布:艾希曼不是‘怪物’;实际上,她怀疑,艾希曼是个‘小丑’。”

出洋考察中,端方见国外城市都有公共藏书图书馆。回国之后,他也奏请设立。江南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湖南图书馆、京师图书馆,这些我国最早的官办公共图书馆之创办,他出力甚多。更有记载:端方创建江苏第一座无线电通讯台,首先引用西方电影放映机,主持了江苏第一次民意选举代表,创办南京最早的官办外语学校,他还是第一个从法国人伯希和手中搜购敦煌文书的清廷学者官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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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责备被迫合作的受害者,这也是评论界最不满的,阿伦特还指出:这些受害者让纳粹军官艾希曼看上去很普通、毫无异常,因此帮他卸下了良心和责任感上极其沉重的道德重负。阿伦特在《独裁统治下的个体责任》一文中回应了外界指责,该文发表于1964年。文中,她澄清了自己在标题中提出的问题,指出:如果艾希曼可以代表一个罪恶的、不人道的系统,而不是让人震惊的普通人,他的认罪将会让他成为替罪羊,其他人就借此逃脱。实际上,阿伦特相信:每一个为纳粹统治工作过的人,不管他们的动机是什么,都是协同罪犯,都应该得到道德上的指责。

端方的这些举措,虽然没有挽救清廷,却可以说为挽救中华民族和东方文明出力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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