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博物馆日,关于博物馆的文学隐喻和现实

作者:ca88官网

5月18日,10位经过层层筛选成为“敦煌文化守望者”的幸运儿以“洞窟讲解员”的身份为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传播敦煌之美。

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这个纪念日旨在提醒公众认识到:“博物馆是促进文化交流,丰富文化生活,增进人们之间相互理解、合作,实现和平的重要机构”。其实,博物馆的作用又何止这些呢?至少,它还是小说家创作灵感的来源之一。

北京就是这样,许多古迹和博物馆都在意外之处。有藏匿在胡同里的小小院落,也有隐蔽在大道旁的庞然大物。

“敦煌文化守望者”全称“我在敦煌讲壁画”敦煌文化守望者全球志愿者派遣计划,从5月1日到6月10日,入选的志愿者要在敦煌进行全方位培训,然后上岗担任讲解员。

博物馆长的隐喻

长安街走过无数遍,不特地绕一下,永远也不会发现好苑建国酒店背后还有这么大一幢玻璃楼,里外都是波浪造型,不晓得这曲线是否为了呼应主题: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温室般敞亮的博物馆有六层,试图反映古往今来中国妇女儿童的生存状态、地位变化、文化习俗、社会贡献,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各个领域。

即将上岗的十位守望者来自完全不同的背景,其中有青年先锐设计师,有沪上策展人,有前英国渣打银行常务首席信贷官等等,但他们此行都有一个共同的使命,就是结合自己的专长传播敦煌文化。

博物馆的英文是“Museum”。这个词来源于希腊语,原本是用来称呼崇拜文艺女神(Muse)的宗教团体。公元前300年,托勒密一世在埃及亚历山大修建了“Museum”,将其多年的收藏放置于此,还招揽了阿基米德(Archimedes)、欧几里得(Euclid)等诸多大名鼎鼎的学者。虽然这个学术中心日后在战火中付之一炬,但“Museum”从此具有了“博物馆”的含义。到了1581年,意大利的美第奇家族捐出办公厅所,即后来的乌菲兹美术馆,这被视为是近代博物馆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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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

已经把自己当成了敦煌莫高窟人

乌菲兹美术馆

最近这次探访,让我长见识或留下深刻印象的包括:

从5月1日到17日,经过三周密集培训,即将上岗的守望者们分享了各自的培训体会。

从那时起,博物馆作为一个征集、典藏和陈列代表自然和人类文化遗产的实物的场所,记录了当地的历史和文化,并往往因此给人以庄严肃静的神圣印象——在博物馆里高声喧哗或是大吃大喝通常会受到公众的鄙视。但在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1899-1977年)的《博物馆之旅》里,博物馆的形象却有了一个近乎颠覆的改变。

女书

在10位志愿者中,北京服装学院的研究生王宗慧可能是与敦煌结缘最早也是专业最密切的一位。她的研究方向是汉唐佛教美术研究,而在中央美术学院读本科时,王宗慧就曾修读敦煌艺术史的课程。但直到来参加守望者计划之前,她对于敦煌莫高窟发展演变的理解还停留在框架式的概念。与此同时,她也渐觉佛教雕塑及绘画是自身兴趣所在,陆续临摹莫高窟的些许佛像,对敦煌的壁塑艺术存有更加直接的感官。这一结缘,冥冥中为王宗慧成为敦煌文化守望者此行做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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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以为语言和文字是按地域分布的,没想到还有按性别区分的。这种专门由女性使用的文字,只有点、竖、斜、弧四种笔划,长得挺像蚊子,主要在湖南省南部永州的江永地区使用。女书是标音文字,每个字代表一个音,可采用江永土话吟诵或咏唱。据说,旧时江永的妇女聚在一起,边做女红,边唱读女书。女书的作品一般是七言诗体唱本。因使用主体的缘故,内容主要为婚姻家庭、交往私情、乡里逸闻、歌谣谜语等。载体则多与女红相关,如纸质布面手抄本、扇面、巾帕。女书严禁男性学习,而一般男性亦会把女书当成普通的女红纹样。

来自武汉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研究生刘鑫的专长是制作电台节目,在敦煌期间,刘鑫做了一个独立电台,他希望以电台的形式进行敦煌文化传播。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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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培训体会,刘鑫说,“刚来的时候是空的杯子,经过老师的帮助,成为了一个水瓢,能够盛装更多信息量了。”

纳博科夫的个人生活经历异常曲折,称得上是“永远的流亡者”。出身在沙俄旧贵族家庭的他于十月革命中被迫离开俄国,来到柏林。在德国首都度过了15年之后,因为妻子的犹太血统问题,纳博科夫再次被迫逃亡巴黎。二战中的1940年,赶在在法国被纳粹德国占领前,纳博科夫又带着家人远渡重洋,来到美国,在这里度过了二十年光阴。1961年,他抵达瑞士蒙特洛,在这里创作,并度过余生。

女书《义年华自传》手抄本

守望者之一罗依尔说:“在洞窟里培训,有点像在自家客厅介绍自己的房间挂的画,有一种沉浸式戏剧的体验”。

《博物馆之旅》是博纳科夫流亡法国期间(1938年)创作的一部短篇小说,并以其出人意料的结局为最大特色。小说源于一位巴黎朋友的请托,他希望小说主人公“我”,一个流亡法国的俄国人在去小城芒地赛特(Montisert)的时候能顺便造访当地的一个博物馆。据说他祖父的肖像画就失落在那里,他想让主人公替他赎回来。主人公本来并不热衷于这项差事,可因为一场大雨竟阴错阳差地来到了那个博物馆并且找到了画,又在博物馆管理员的指引下找到了馆长高达先生(M. Godard)。可是馆长居然说,馆里并没有这么一幅人物肖像画。最后二人决定去博物馆一探究竟。

女书内容如此私密,主人去世后,都要带走作为殉葬品埋掉或烧掉,只留少数给女眷和女友纪念。“文革”期间,女书作为“四旧”,或是被主人烧掉,或是被“革命小将”毁掉,留存下来的少之又少。如今,女书只有少数老年妇女才能阅读书写,濒临灭亡。

另外一位守望者顾健长期在上海博物馆担任讲解员志愿者,谈到在敦煌和在上博做讲解的区别时,她说,在上博不需要考虑环境,注意事项,这边环境因素比较大。会有一点考验,在洞窟里面讲解的时候,好几个团队可能会受到干扰,每个人都需要去克服。

故事进行到这里似乎并没什么精彩出奇之处,但接下来的行文一变,博物馆今变成了一座时空迷宫。主人公在一间类似于剧院的房间中停了下来。推开门,眼前一切随之变化,时空也在此时此刻错位:他穿越到日思夜想的祖国俄国(尽管此时已是苏联)——踏上那里的土地,摸着那里的雪,看见那里的商店和行人;怕被逮捕而扔掉一切表明流亡身份的物品;在没有任何证据下被逮捕折磨;想尽办法出狱并再次流亡国外……

关于女书的起源,貌似还没有定论。人们发现女书与其他文字文化有相似之处,比如百越记事符号、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舜帝时代的官方文字、与甲骨文有关的商代古文字变种以及古越文字。虽然博物馆注解说女书是“是世界上唯一由女性创造并使用的文字,是中国宝贵的民族文化资源”,但女书的存在,或许是因为我国封建旧思想认为女子不可读书识字(所谓“男书”),所以才发明了女书,用以秘密通讯。

守望者赵宇来了敦煌就不想离开。“被所有的东西吸引,从原来对壁画塑像一窍不通的小白,渐渐懂得去欣赏了解背后的故事。”现在每天一早到莫高窟,赵宇有时会静静看千年古迹,听白杨树沙沙作响,“每打开一个洞窟,真的能感受到与之对话的感觉,与每个洞窟都有了心灵的联系,我在做试讲的时候我都会用我们敦煌我们莫高窟这样的词眼,因为已经把自己当成了敦煌人、莫高窟人。”

《博物馆之旅》的故事发生在博物馆内,文章大部分篇幅也都是紧紧围绕着博物馆展开的。博物馆的馆长高达先生也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小说中,经过一番争执,高达先生愉快地与“我”达成了一个不公正协议:若有这幅画,“我”则可以赎买下来;若不存在这幅画,“我”仍得将买画的钱付给他。值得注意的是,在签订之际,馆长强烈要求我用红笔签订协议,而在西方文化中,只有和魔鬼签订协议才用红笔。这些细节暗示了馆长是一个恶魔般的统治者。联想到纳博科夫平生推崇人文自由的写作立场,或许可以将阴险狡诈、专制贪婪的博物馆馆长理解成对于极权统治的隐喻。

如果真是这样,不禁感叹,女性要多受压迫,才需要费这么大的劲儿去创造一套系统偷偷沟通,不能让男人知道。泱泱大国,虽然文明久远,糟粕也够厚重。想起前一阵打着国学旗号的女德课,所谓“人伦礼教”、“三从四德”,真是开历史的倒车。

而在这10位守望者里,54岁的牛佳耕可能是最特殊的,前银行高管这一高大上的身份让人很难把他和志愿者三个字联系在一起。

躺着中枪的大英博物馆

红灯照

牛佳耕社会职务繁重,个人投资忙忙碌碌,但在这一个月里,他给自己的定位就是不问工作,只谈情怀。

当然,将图书馆隐喻为权威体系并不是纳博科夫的专利。出生于1935年的戴维·洛奇在英国文坛享有特殊的地位。作为学者和文学评论家,他长期任教于英国伯明翰大学,在英美小说研究和文学理论方面颇有建树。1965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三部小说,就像书名《大英博物馆在倒塌(The British Museum is falling down)》所显示的那样,这一次“躺着中枪”的是赫赫有名的大英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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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之前对敦煌知之甚少,现在开始有些入门,”牛佳耕说,但他觉得目前还是个量的积累,没有到质的飞跃,“知识量非常大,需要学习的时间每天都很长,培训的过程收获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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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为义和团当年在天津张贴的传单:男练义和团,女练红灯照。砍倒电线杆,扒了火车道。烧了毛子楼,灭了耶稣教。杀了东洋鬼,再跟大清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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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博物馆

义和团成员出身是穷苦底层人民,但没有认清其被封建压迫的根源,而将矛头指向一切与“洋”有关的人和事物,在“革命”过程中也是烧杀淫掠。清廷对义和团的态度在不同时期并不一致,先是剿灭然后默许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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